封建時期紫砂壺的地位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紫砂的氣質和錫器的氣質是相類的，它們并不擁有名貴的材質，沒有絢麗的色澤，有的只是暗啞的幽光，質樸的氣質，所以它們的結緣其實倒是很自然的事情。

　　宜興紫砂壺興起于明代，明晚期至清代中前期走向興盛，受到宮廷的重視。受皇室成員喜好的影響，清代康熙朝出現大量以紫砂為內胎，外施彩釉的紫砂壺。為迎合皇室的審美喜好，地方官員把紫砂壺進行二次裝飾燒造，作為貢品進貢宮廷。

　　清代阮葵生所著筆記小說《茶余客話》載：“近時宜興砂壺覆加饒州之鎏，光彩照人，卻失本來面目。”可知當時人們已覺此種彩釉裝飾之弊端，即失去紫砂壺質樸清雅的審美特征，且紫砂胎上的彩釉常產生氣泡孔及棕眼，更堵塞了紫砂泥特有的雙氣孔，失去透氣性，使其在實用上喪失特色。故而，嘉慶、道光之際，此類裝飾即已式微，偶有出現也屬點綴性裝飾，奢華不在。其后，楊彭年和陳曼生橫空出世，他們所創制的紫砂茗壺成為引領風尚的杰作。《耕硯田筆記》有云：“彭年兼善刻竹，刻錫亦佳。”

　　楊彭年傳世名品，多為“西泠八家”之一的陳曼生設計或刻銘，源于修補破損紫砂壺或因錫器較軟易于刻繪而興起的包錫手法的發揚光大是在清中期的朱石梅手上。《畫林新詠》記載：“朱石梅仿古以精錫制茗壺，刻字畫其上，花卉、人物，皆可奏刀，人以之比曼生砂壺。”他所制錫包紫砂壺的把、嘴、鈕多為鑲玉制成，壺把也偶用硬木為之，并常在壺體上題刻，其篆隸行楷皆具有遒勁俊逸之風。可以說，清中期除了陳曼生的文人壺盛行之外，以朱石梅為代表的錫包壺亦引領一時之風尚。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紫砂的氣質和錫器的氣質是相類的，它們并不擁有名貴的材質，沒有絢麗的色澤，有的只是暗啞的幽光，質樸的氣質，所以它們的結緣其實倒是很自然的事情。遺憾的是，紫砂壺上的包錫覆蓋了紫砂的本色之美和透氣益茶之用，道光朝之后此種裝飾漸趨沒落，以致錫與紫砂分道揚鑣。尤其傳統錫器制作工藝式微，不能不讓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