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藝性

　　的生物學家達爾文曾指出，作為動物之一的人，為了生存與發展，亦具有競爭的本能。《晏子·春秋》：“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淮南子·道應》中：“爭者，人之所本也。”這些論述都認為競爭是人的本性。起源于搏殺格斗的中國武術，自然也充滿著競爭性。如《管子·七法》中記載的“春秋角試”盛況，《典論·自序》中記載的曹丕以蔗為杖與奮威將軍比武，直至近代的“打擂臺”，都說明了人們從比武中顯示自身強大和戰勝對手的能力與渴望。尤其是在先秦封建文化的兩大支柱儒道體系尚未形成前，以技擊為基本特征的武術是人們實現自我價值、滿足競爭心理的重要競技活動。《春秋》有一段典型例證：魯嘻公元年魯國公子季友在戰場上擊敗莒拿軍隊，俘虜莒拿歸來，季友卻要與莒拿徒手相博，再決雄雌。這種追求戰場上勝利之外的另一種競技勝利的心態正是人們競爭性人格的表現。

　　由此可以窺見，武術無論從技術原源、文化心態和倫理思想上反映了它具有強烈競爭性的一面，好勇、爭強、決勝是走向世界競技體壇的心理基礎。但是，隨著儒道思想的成熟、尤其是儒家思想占據社會正統之后，對人們競爭天性的逐步壓抑，必然導致社會競技精神的逐漸萎縮。

　　正如羅丹在《藝術哲學》中所指出的：“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氣候，它的變化決定這種藝術的出現”。對于武術套路也不例外。“道”的消極，順從，無為，“禪宗”的“無心”也從另一個側面對武術產生影響。農耕經濟孕育的和平文化追求的人際和諧，“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的忠恕之道，“溫良恭謙讓”的儒家處世思想，無不對武術發生滲透、規范的作用。集儒道佛之大成的宋明理學，使“貴柔持靜”的思想得以大發展，此際相繼出現的內家拳系，明顯深受影響，偏重的不再是以“剛健”為主的“剛中寓柔”，而是以柔為主的“柔里藏剛”，追求“不偏不倚”、“不如守中”的中庸、適度，“無過不及”、“松靜輕靈”的圓活，視武術為“仁者之藝”，武術套路的出現，使武術由外向向內傾，由“爭勝”向“爭理”與“仁義”扭轉，使它的競爭性逐漸向競藝性轉化。　　中國的藝術文化自宋以后走向平民的審美文化，傳統的整體思維方式，反映在藝術中典型的就是整體藝術觀。武術套路也深受其影響，不僅技術藝術化，而且演練更加藝術化，尤其表現為整體的意境、神采、氣韻和對比襯托。在武術套路中，不僅著眼于一招一式、一拳一腳的技術和功力，同時也著眼于整套的勁力、協調、精神、節奏、內容、風格、結構、布局所表現的功力和技巧。在傳統的技法中，尤注重從精神、節奏、風格中體現一種整體的意境，將自身“置于一個戰斗的場合”，氣勢如虹，氣韻生動，表現出一種英武不屈、堅忍不拔的斗志和氣概。少林武術中說：“身之將縱，步之存盡，手之出入，或進或退，或起或落，皆當一氣貫注”，以求“拳打一氣連，兵戰殺氣勇”(《少林武術》)。武術運動所創造的這種戰斗的意境之美，可謂“韻外之致”、“言外之意”，令人神往，耐人尋味。湯一介先生曾談到中國文化的三大特性：一為崇尚自然，二為人與自然和諧，三為人際和諧(德行實踐)。傳統的思維方式與文化特性逐漸地弱化了武術的競爭性,終使其走向娛樂、走向競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