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抱樸子外篇》中，專論人間得失，世事臧否。主張治 亂世應用重刑，提倡嚴刑峻法。匡時佐世，對儒、墨、名、法諸家兼收并蓄，尊君為天。 不滿于魏、晉清談，主張文章、德行并重，立言當有助于教化。 葛洪在堅信煉制和服食金丹可得長生成仙的思想指導下，長期從事煉丹實驗，在其 煉丹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認識了物質的某些特征及其化學反映.
他在《抱樸子內篇》中的《金丹》和《黃白》篇中，系統地總結了晉以前的煉丹成就，具體地介紹了一些煉丹方法，記載了大量的古代丹經和丹法，勾畫了中國古代煉丹的歷史梗概，也為我們提供了原始實驗化學的珍貴資料，對隋唐煉丹術的發展具有重大影響，成為煉丹史 上一位承前啟后的煉丹家。
人物評價
葛洪是東晉時期的道教領袖，內擅丹道，外習醫術，研精道儒，學貫百家，思想淵深，著作弘富。他不僅對道教理論的發展卓有建樹，而且學兼內外，于治術、醫學、音樂、文學等方面亦多成就。《抱樸子》為其主要著作，他對文章及美學的論述就散布其中，雖然比較零散，但其價值還是不容忽視的。
文章微妙，德行為粗
在中國傳統意識中，文學及文章的地位是低下的。在學以致用的實用主義精神影響下，與政治有關的王道治術被放在優先的地位，文章只是雕蟲小技，微末之道。在道德優先的儒家倫理主義思想影響下，德行為本，文學為末，立德重于立言。在文質關系中，不論是儒家還是道家，都堅持樸素的本質優先論，文飾不可先于本質。在道學與文學關系中，文以載道是普遍的意識，言以盡意，文以載道，文章只是工具而已，道學才是目的。這種傳統觀念至今還是一種主導意識，包括許多文人都自覺不自覺的遵守這一原則，致使文學的地位和作用受到了貶低和扭曲，也使作品的文學價值得不到保證。而葛洪則意識到了這種觀點存在的問題，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一聲吶喊，將這籠罩千載的黑幕劃破了一個裂口，使人們看到了一絲真正的文學的閃光。
漢代風氣，重經術而輕文藝，至曹魏之世，此風始破，曹氏父子，兼擅文學，雅重詩賦，曹丕更著《典論·論文》，從理論上為文學張目，提出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觀點，開文學的自覺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