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一文認為，“作為醫家經典，岐伯第一句話論‘道’不論‘病’，首先表明的是健康長壽的途徑和目標：知‘道’且合于‘道’。這是中、西醫學起點和著力點上的差異：‘健康醫學’還是‘疾病醫學’;‘防患于未然’還是‘渴而穿井’”。其實，如果真的只是有“道”而沒有治病的實踐和學問，自然也不可能去論“病”，不去論病的防治，又如何論健康?所謂健康與疾病是矛盾的兩個反面，沒有疾病，也就無所謂健康。人類醫學實踐過程是從有了病而開始的，而不是從健康開始的。假如有了人類而沒有病，就沒有醫學，也就沒有什么“健康醫學”。醫不能以健康界定為學。例如現在大家都在說的“治未病”，并不是“不論‘病’”。因為“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就必須首先明白肝病、脾病及其兩者的關系，“不論‘病’”，只“論‘道’”怎么行?“治未病”，首先要明白“治未(何種的)病”，而不是漫無目的地“治”。

　　因為儒家文化偏屬于道德哲學，他們認為“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而更多關注和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因此也缺乏科學創新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受此影響中國傳統科學的經典著作,多是對自然現象的描述或經驗總結，而對這些自然現象為什么會產生，這些經驗是如何獲得的，則探討較少。儒家文化，崇尚的是中庸之道，打擊的是標新立異。在孔子的心目中，如《關注》一文所言，“經典一旦出現就是無與倫比、難以跨越的，她已道盡天下至理，所以自己只能是‘述而不作’”。“正是這種讀‘經’經驗，歷代‘大家’才會走一條先是‘六經注我’、后來‘我注六經’的學術路子。‘六經注我’是指引經據典表達‘我’的觀點;‘我注六經’是指后來發現‘我’的觀點其實圣人已經講過，且寓意深遠，只不過點到即止。我的任務就是闡述一下讓世人更容易讀懂一些而已。‘我的述’僅是一條途徑，經典才是終點”。《關注》一文還說，“研習《傷寒》到一定程度必讀《內經》，研習《內經》到一定程度必讀易、老;那么，在讀易、老、醫遇到‘發展瓶頸’的時候必讀孔子”。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例如關于傷寒“六經”的實質，關于仲景言陰陽不及五行，關于寒溫的統一等問題，眾說紛紜，皆從《內經》引經據典，卻不曾見有統一;“讀易、老”更解決不了問題。“經典才是終點”，豈不是說中醫科學是“在倒退中前進”?這完全是一個自毀命題。

　　我們不禁要問：中醫的學問就是在這幾本“經典”之間“注”來“注”去嗎?如果在讀孔子時又遇到“發展瓶頸”了又該如何呢?《關注》一文也說了，西方科學不斷出現“以淘汰前任為突出特征”的舊理論被淘汰和新理論誕生的現象。之所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文化中滲透著強烈的懷疑和批判精神;不同的文化影響了不同的科學精神。從科學史也可以看出，懷疑和批判精神是推動科學進步的重要因素。試想，如果哥白尼對“地心說”深信不疑，他會創立“日心說”嗎?如果達爾文對物種不變論深信不疑，他會創立生物進化論嗎?如果愛因斯坦對絕對時空觀深信不疑，他會創立相對論嗎?他們雖然尊重自己的老師，但“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認為科學是“可錯的”，這才會有進步。這與亞圣孟子說的“盡信書，不如無書”倒是不謀而合。我國當代的科學發展觀吸收了東西方文化的精華，又充分認識了“經典”與“現代”均具有兩面性，而且是可以互補的;中醫學的前途已不言自明，這就是繼承而不泥古，創新而不離宗;絕不是如《關注》一文所言的“經典才是終點”。

　　讓中醫理論之樹常青

　　中醫學只有具有開放系統的創新本質和趨于現代化的內在驅動力，才可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那種“不受西醫學影響”的所謂中醫現代化是不切實際的，也是對中醫學術的傳統文化基因缺乏自信的表現。

　　歌德在《浮士德》中有句名言“一切理論是灰色的，唯生活之金樹長青”。老子也好，孔子也好，他們的認識作為方法論和認識論，對中醫理論知識體系的構建起了一定的支架作用，作為價值觀對于中醫倫理學起了奠基作用。但是醫學理論之樹，不可能脫離醫療實踐而產生，也不可能脫離社會的現實而發展。例如老子極力主張倒退到一個“無知無欲”、“小國寡民”的社會去，在當時也是行不通的。在他替圣人苦心設計的“無為而治”的理想國里，國家小，人口稀，雖有舟車，沒有必要去乘坐;雖有鎧甲兵器，沒有必要把它擺出來。人們過著“不織而衣，不耕而食”的生活。這與前述西方的文化尋根主義的人類學家的主張又有相似之處。誠然，如果地球上的人類再一次被天災或人禍所重創，也有可能重新回到“純綠色低碳”的“侏羅紀”時代;但現在看，還不至于在近年內發生。例如我國現有人口至少十三億，你就要按十三億人的要求去解決衣、食、住、行及看病難等問題。如果只是論“道”而不論“病”，不僅是脫離現實，而且是不人道的。

　　《關注》一文說“如果把中醫學比喻為一棵樹，易、老作用于中醫學的是‘土壤’(直接的理論淵源)，而孔子儒家作用于中醫學的則是‘陽光和空氣’，后世所做是‘施肥澆水’”。這一比喻忽視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中醫這“一棵樹”是怎么來的。中醫學的發展史告訴我們，在古代，既無圣賢，又無經典的時候，就有了人的疾病和驅除疾病的實踐。例如在已出土的殷商時代的甲骨文中就已經有了許多關于疾病(三十幾種)與人體解剖和功能的記載。也就是說是先有了病和治病的砭石或藥、酒甚至手術，之后才有了理論。實踐才是理論的淵源。而在理論的形成過程中，中國傳統的自然哲學被大量借用，即原本不是中醫固有的理論和方法，如陰陽學說、五行學說、氣一元論、天人合一、無為而治、取象比類等被大量引用借鑒，將無數人的實踐結晶像珍珠一樣串聯起來，不但成就了中醫理論的完整體系，還直接代替和彌補了實際醫學知識的不足;古人將實際對象中發現的原形，與哲學思維模型結合成了亦虛亦實的中醫理論。也就是說,無論中醫學還是西醫學，都不是由黃帝或希波克拉底的“第一次推動”而運轉起來的“永動機”，而是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無數人實踐信息的反饋系統。其發展的動力來源主要是理論與實踐的矛盾運動，其理論體系和學術特征及知識范圍都必然以實踐為依據而與時俱進，這就是中醫學的發展規律。

　　所謂“陽光”、“空氣”、“土壤和水”都是中醫學之樹的生長環境，不是千年不變的“經典”。“經典”早已注入大樹的基因中。醫學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它是第二性的，它的發展雖然有其內在的邏輯性，但卻不能以固有的理論特色為必須遵循的“規律”，因為它的發展歸根到底是受研究對象的客觀規律和研究實踐的社會物質條件制約的。所謂規律是客觀事物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系，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因此也不存在現代化不現代化的問題。許多學者都把中醫發展規律與中醫固有理論混為一談，顯然是錯誤的。

　　另外，學術研究應當追求系統的開放、理論的交叉，信息的交流、方法的互補。中醫研究的創新性與開放性是相互關聯的，而不是—味地提倡所謂“獨立自主”。醫藥學的發展總是后人超越前人，中醫學只有具有開放系統的創新本質和趨于現代化的內在驅動力，才可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