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辨證蒙治
《傷寒論》偉大的“成就”(其實毋寧說是罪過)是確立了“辨證論治”的法則，并從外感熱病擴展到一切疾病，成為萬世不易的臨床診療綱領。這種法則撇開了疾病的本質，使得后世中醫不再費心費力去探索疾病真正的病因和病理，而是只需沉浸在“偉大、光榮、正確”的“法則”里，作純粹主觀的思辨玄想，使醫學淪落為算命術。張仲景罪莫大焉!
從歷史事實看，《傷寒論》出現后對中國瘟疫的防治并沒有起到任何實質影響。瘟疫依舊史不絕書，死亡依然觸目驚心。從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發生大疫238次，平均兩年就有一次。尤其明末清初的大瘟疫，慘烈程度尤勝于東漢末年，死亡在2000萬以上。從歷史記載中，我們看不到在任何一次瘟疫流行中，有任何名醫以神妙的醫術大大降低過死亡率，更不曾有任何“上醫”以傳說中的“治未病”神術防止過瘟疫的發生。這種情況持續到現代醫學進入中國才發生根本改變。
1910年12月，東北肺鼠疫大流行，吉林、黑龍江兩省死亡達39679人。時俄、日均以保護僑民為由，以兵要挾，欲獨攬防疫工作(對我中華上醫的不信任)。清政府作出英明決策(說不定是他們作出的唯一英明的決策)，派出純正西醫博士伍連德(劍橋出身)為全權總醫官主持東北防疫工作。伍連德時年31歲，熟諳細菌學、流行病學與公共衛生學。他深入疫區調查研究，追索流行過程，采取了加強鐵路檢疫、控制交通、隔離疫區、火化鼠疫患者尸體、建立醫院收容病人等多種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伍連德的成功說明，在抗生素和疫苗發明之前，面對大爆發的傳染病，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即使在今天，這仍然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