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傷于寒乎

　　19世紀后期，現代微生物學的誕生了。經過巴斯德、科赫等科學家艱苦卓絕的努力，人類終于逐漸弄明白了瘟疫的真正原因，隨后才逐漸找到了有效的武器。根據歷史記載，各種傳染病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紅熱、霍亂、斑疹傷寒、傷寒、肺結核、麻風、瘧疾等都曾襲擊過中國大地，一個也不少。古人對這些傳染病的病因、傳播途徑、病理生理過程一無所知，只能在漫漫長夜中展開無可奈何、收效甚微的臆想。把所有的傳染病一律籠統(tǒng)稱之為“瘟疫”，表現出現代醫(yī)學誕生前人類中國古人對疾病和死亡的原始恐懼

　　張仲景把東漢末年爆發(fā)的大瘟疫稱為“傷寒”，這個名詞實際上就是他的傳染病病因學說。但這并非他的創(chuàng)新，《素問》說：“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又說“人之傷于寒也，則為病熱。”大凡傳染性疾病，幾乎都有發(fā)熱的癥狀，古人想當然的推測，發(fā)“熱”就是傷于“寒”。至張仲景則干脆把“傷寒”作為一切外感熱病的總稱(不僅包括鼠疫、霍亂，也包括痢疾、瘧疾甚至更多的是普通感冒)。他憑什么?他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根據史料，沒有發(fā)現他曾經有過實地調查、疾病觀察、臨診研究的記載，他所作的僅僅是“勤求古訓”、“用思精”。也就是說，張仲景不過是從《素問》等古書里得到啟發(fā)，加上自己的苦思冥想而得到的結論。這正是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在探索方法上根本的方向性錯誤。士大夫長沙太守張仲景犯了脫離實際的方法錯誤，閉門造車的“傷寒”之論實際上還遠不如蠻族匈奴人對瘟疫的樸素認識。

　　早在西漢武帝時，匈奴人基于對瘟疫樸素的認識對漢軍采取了史上早的“生化武器”：“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于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詛漢軍”。果然，漢軍接觸或飲用被牛羊尸體污染的水源后，就發(fā)生了瘟疫，連的軍事家霍去病，也在遠征匈奴大獲全勝后，年僅二十四歲就病死了。這說明匈奴蠻族認識到瘟疫可以通過污染水源來傳播，與醫(yī)圣的“傷寒論”相比，這是多么了不起的見解!現代醫(yī)學在千年之后，通過無比復雜的流行病學調查和微生物學研究才確定這一點。后人根據現代醫(yī)學理論進行合理推測，漢軍帶回了匈奴人饋贈的瘟疫之源，在中原地區(qū)落地生根，并潛伏下來，一伺外界環(huán)境成熟，就大規(guī)模發(fā)作。病人排泄物通過老鼠及家畜向內地反復傳播，由此引發(fā)自公元1世紀至4世紀前后數百年間在中原地區(qū)反復發(fā)作的“傷寒”瘟疫。作為始作俑者，匈奴人一樣受到了“詛咒”，史料表明，隨后百多年間，匈奴各部屢遭瘟疫，人口銳減。同時，在漢王朝的打擊下被迫西遷，疫病隨之“一路豪歌”蔓延并擴散，中亞、南亞、阿拉伯半島、北非以及整個歐洲均不能幸免，對人類的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正如考古學可以探知現代人類疾病幾乎都存在于古人甚至史前人類一樣;根據現代醫(yī)學理論，不僅可以合理推測東漢大瘟疫的起源和傳播情形，也可以大致推測出其病原。根據其“發(fā)高熱而苦寒，患者體有斑瘀，死亡率高”的臨床特征和流行特點，這次瘟疫很可能是“流行性出血熱”(1982年世界衛(wèi)生組織統(tǒng)一定名為“腎綜合征出血熱”)，這是一種由小型嚙齒動物為主要傳染源(也有部分家畜)，由布尼亞病毒科的漢坦病毒屬病毒引起的高死亡率烈性傳染病。這種病與“風寒”無關，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整本《傷寒論》失去了其賴以立足的根基。